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昔人已远去空谷留足音——忆杨式太极拳大家崔毅士
口述/崔仲三 采写/龚建新 张力） 2011-5-20 15:11:31
我祖父崔毅士，名立志，号毅士，是杨式太极拳一代宗师杨澄甫先生的入室弟子。他自1909年在北京拜澄甫先生为师，直至1936年澄甫先生辞世，追随澄甫先生潜心修炼太极拳技艺27年，不离左右，尽弟子之礼，侍奉老师，全面继承了澄甫先生的拳艺。澄甫先生去世后，我祖父又独自辗转于武汉、四川、西安、安徽、兰州等地，传播杨式太极拳，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，才返回京城。
我祖父一米八以上的身材，高大魁梧，自幼爱好武术。在老家时曾向老拳师刘瀛洲学习三皇炮锤；1909年，祖父17岁的时候，从老家来到了北京，经亲友介绍慕名认识了杨澄甫先生，且有幸拜在澄甫先生门下学习太极拳，跟随澄甫先生二十多年，是老一辈的那种“师徒如父子”的关系。两家也由此结下不解之缘。这也说明我祖父对澄甫先生是非常尊重的。由于我老家在河北任县，澄甫先生是河北永年县人，虽然隔着一段距离，但是一提起就说是“乡亲”，显得格外亲切。澄甫先生那时住在北京西城的兵马司胡同，我祖母经常带着我姑姑和我父亲到澄甫先生家小住一两天。澄甫先生的夫人也经常带着二爷杨振基、三爷杨振铎到我们家住。两家关系相当亲密，互相走动得非常频繁，简直就是一种亲戚关系。解放以后，我家和二爷、三爷的关系仍非常密切。杨振基先生当年在邯郸市体委工作，经常到北京出差、开会。他一来北京就住在我们家，他称我祖父为师哥，称我祖母为师嫂。振基先生为人非常随和，跟我们这些小字辈相处得非常好。我们称他老二爷。杨振基最拿手的菜是做鸡块，每次到我们家都要做这道菜，所以我们给这道菜取名：“老二爷鸡”。
那时，杨澄甫先生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教拳。老师家经常要办个喜事，比如给孩子过满月、过生日、收徒等等，都要邀请北京武术界人士和亲朋好友参加。这些活动一般都是我祖父等弟子操办。办活动就要发请柬，请柬上的落款是杨澄甫先生的三个弟子：崔毅士、阎岳川、王旭东。三个名字并列而立，第一个字连起来正是“崔阎王”三个字。久而久之，他们就留下了杨澄甫门下弟子“崔阎王”的雅号。这在当时是武术界的一个笑谈。这张帖子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全国武术挖掘整理时，我曾经在东城区一位老先生家看到过，当时我很想要过来，老先生就是不肯，连拍张照片都不让：“你可以看，但不能拿走，也不能拍照。”那个老先生住在东直门附近。以后我再去找他，他已经搬家了。东直门现在完全变了样儿，老先生是否健在都不知，可惜，这东西再也找不到了，真是很遗憾！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文物，是当年杨澄甫先生在北京教拳的一个佐证，也说明了我祖父这一代弟子和澄甫先生的亲密关系。
当年杨澄甫先生教拳的场所一个是太庙(现天安门东侧劳动人民文化宫)，另一个就是中山公园的“行健会”。后期授拳的主要场所就是中山公园，杨澄甫先生在那里教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想当年我祖父年轻的时候在这里跟澄甫先生学拳，后来他又在这里教拳。我小的时候每天都要跟着祖父在这里练拳，因此我对中山公园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，这就是直到现在我每个星期六都要去中山公园教拳的缘由。那时在中山公园教拳的有好几位老前辈。我们那时练拳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了草地，现在练拳的地方是“兰亭八柱”广场。当年形意拳名家骆兴武先生在这里教形意拳。“十字亭”是吴式太极拳名家杨禹廷老前辈教吴式太极拳的地方。那时，祖父带着我每天都是经“十字亭”出中山公园东门，沿着故宫筒子河走，没有多会儿就到家了。那时的来今雨轩也不在现在这个地方，而是在东边。我祖父教完拳，弟子们就说：“老师，咱们喝茶去吧！”我们就在那里喝茶。日月如梭，历历在目，恍如昨天，这一晃，几十年过去了！
太极拳是我祖父一生唯一的嗜好，为了练拳什么都可以舍去。1928年，杨澄甫先生南下南京，我祖父抛下家业，义无反顾地跟着老师南下了，把生意留给我祖母打理，把还没成年的一双儿女留给了我祖母照看，从此天南海北，漫游他乡。澄甫先生去世后，第二年就爆发了“卢沟桥事变”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战火弥漫大江南北，祖父更是有家难回了。1945年返回北京后，祖父就开始在北京传授太极拳。解放后，上世纪50年代初期经有关部门批准，祖父成立了“北京永年太极拳社”，亲任社长，寓意“饮水思源，不忘师恩”。他在中山公园广泛传播杨式太极拳。我祖父这一生，是和中山公园连在一起的。
那时，跟我祖父学拳的人可多了，工、农、商、学、兵，社会各界的人士都有，还有一些高级领导人和文艺界人士。陈毅元帅跟我祖父学习过太极拳，还有王首道、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也跟我祖父学过拳，文艺界跟我祖父学拳的人就更多了，作家丁玲、周立波、周扬，画家李可染，表演艺术家金山、侯喜瑞等都跟我祖父学过拳。
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肖劲光大将，他跟我祖父学练的时间较长，我还坐过肖劲光那辆黑色的吉姆车。肖劲光老人高高的个子，黑黑的脸膛，说话瓮声瓮气的。他有时到中山公园学拳，有时到我家里学习。到我家里时，他就把四个警卫员轰得远远的，对我说：“仲三，你带着我练。”
那时，我还是个小孩儿，我就在前边比划，他就在后边跟着练。其实，他们都是大人，都比我练得好，只不过觉得我好玩儿。
除了在中山公园教拳，我祖父还受聘到总政、总后等军队机关教拳。祖父每次去教拳，都带着我，让我给大家做示范。我还经常去一些高级领导人家里，带着他们练拳，去的最多王首道原来是中南局书记，后来到了中央工作。那时每个星期我都要去他们家一次，陪着他练拳。他的小孩儿跟我的年岁相仿。我们先在院子里玩儿，过后就在他家吃饭。我那时候也小，什么都不懂，呼噜呼噜真吃，一点都不客气，有时把饭吃得净光净光的。王首道夫妇也常到我们家来练拳，他们特随便，没有一点架子。
作为杨澄甫先生的弟子，我祖父在武术界的威望是很高的。那时，一年四季，除了下雨，我祖父每天都在中山公园教拳，就是大年初一，吃完五更饺子后，他也会到中山公园去，那里有很多学生和弟子在等着他。在家里也有一些弟子，是来给他拜年的，就住在家里。年年都这样，我们家总是热热闹闹的。我祖父过生日的时候，就更热闹了。我祖父有个徒弟是森隆饭庄的大厨马祥麟先生，每次都是他掌勺做饭，菜做得特别好。院子里摆满了桌，一桌一桌的弟子、学生，都给老爷子祝寿，欢声笑语，热闹非凡。在公园里，我祖父推手时，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的，都为老爷子的精湛技艺叫好。1956年，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了个纪录片《太极拳》，记录了京城两位太极拳名家——我祖父和杨禹廷先生。杨禹廷前辈练了一套吴式太极拳，我祖父和弟子吉良晨表演了推手。影片上面还有我和我姑姑。解说员是我国著名的播音员李连生先生。在上世纪60年代末李连生也拜我祖父为师学习太极拳。
这些都是“文革”之前的事情了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来临后，我和我祖父的生活都发生了变化。
在“文革”中，我祖父受到了冲击，被红卫兵批斗，说他是资本家，反动学术权威，宣扬活命哲学。批斗会是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开的，那时，音乐堂还是露天的，有舞台，有扇面形的座位。我祖父、杨禹廷，还有京城另外几位武术界的老前辈撅着站在舞台上挨斗。从那以后，就不准他们到中山公园教拳了。我祖父特别想不通：我拥护了共产党一辈子，怎么最后说我是反动的？我一生就喜欢太极拳，追求的就是这个太极拳，可是不让到公园里练拳了。从此忧郁成疾。
在“文革”中，一些跟我祖父学过太极拳的知名人士也受到了冲击。作家周立波最后一次到我家来的情景，我记得特别清楚。那天我正在家里，祖父正睡午觉。周立波戴着鸭舌帽，穿着风衣，进了门。那会儿，北京特别时兴穿风衣，是那种米黄色的风衣。他特别憔悴。正是下午，我祖父住的小屋比较暗，屋里生着炉子，炉子封着火。见周立波进来，我祖父正要起床，周立波说：“老师，您别起来了。”顺势就坐了下来。当时，周立波也在挨斗，我祖父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，两个人一见面就都流下了眼泪。
两个人说了会儿话，忽然闻到一股焦糊味儿。慌忙中一看，是周立波的风衣被烤糊了。原来，周立波眼神不好，又加上心神不定，就坐在了炉台上……
“文革”开始时，我已经上了高中，高中毕业后就到东北建设兵团去了。
我祖父后来积郁成疾，生病后体重从198斤降到了70多斤。他虽然身体瘦弱，但精神矍铄，功夫一点儿都没有丢，躺在床上，他和人推手，一搭手就能把人腾腾地发出去。他的反应仍那么灵敏，身上的劲力瞬间调动得仍那么快。1970年祖父在病床上对我说：“仲三，可惜了，我练了一辈子太极拳，现在才明白一点儿。太极拳太难了。”
后来，我找到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纪录片《太极拳》，翻录了一部分，播放出来，李连生看了当时就哭了，说：“我跟老爷子真有缘，50年代我给老爷子解说的这个片子，后来拜老爷子为师，我都忘了这个片子了。”
现在，祖父已经去世四十多年了，跟他学过拳的那些人大多已不在人世了。可是，中山公园我祖父练拳教拳的场地还在。每周六上午，我都要赶到那里，有一大批杨式太极拳的爱好者在等着我呢！他们来自四城八区，有的来自远郊区县，还有的从外地慕名而来。很多人都是五六点钟就从家里出来，等练完拳回到家，一般都十二点多了。他们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为了太极拳。而我，更留恋这块地方，因为这里留下了杨澄甫大师以及很多先师练拳的足迹，留下了我祖父练拳的足迹……
我仿佛能够听到先人远去的足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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